潮新闻客户端 田渭法
两位弟弟同我说：分给你的老屋变危房了，再不翻修，要倒了！我回复说，我刚去看过，真的要倒掉了！
我的家乡是诸暨凰桐村，以前属思安乡，1992年后归属次坞镇。凰桐村紧靠萧山桃源，解放前后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当时有18个生产队，2000左右人口，1970年前后有初中、高中，并有诸暨中学下来的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外语老师。有段时候，凰桐村叫红丰大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仔细打量着快要倒掉的老屋。这幢三间平房建于1968年，论年龄不算老，外观墙体，纵横的裂缝比村西南仰天湾的野猫路还要宽。开门进西边一间，靠近倾斜墙体的茶灶还算安然，后墙上方几根椽子烂了，瓦片掉在室内，亮堂倒是亮堂；中间一间，地面七高八低,有几个坑说是前几年养猪给拱的。我原先在这间搭的床，只剩了几根陈旧的横档。靠东这间，地面相对好些，但杂七杂八的家什被塞了个满。
我在父亲的房产证上看了下，这三间平房共83点多平方米，可就是这三间瞧不起眼要倒的平房，同我的成长和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联想起这些事，怎不叫我为这幢老屋而心潮激动呢！
建这幢三间平房时，我小姐次坞中学毕业已成了思安完小的代课教师。掘地基时，队里的老K、二姐夫和文亮帮我家做工。造屋需砂石砂泥和石灰，没有钱，我爹买了小量的块头石灰自己化，而在砂石、砂泥中掺得很少。大部份的石灰，是我们从香山老表村石灰窖自己筛出来的丢弃的石灰渣。
拉石灰渣要走17里路，带上中饭。大姐夫一辆独轮车，我和爹一辆独轮车。石灰渣要自己掘、自己筛，筛好了再把它装到麻袋里，一车往往要装6大袋。到了中午，就吃自家带上的中饭。我们共去筛石灰渣3次。于是爹在拌砂石、砂泥时，常常停下看一看拌好的灰浆有没有粘性，如不够就再掺拌石灰渣和石灰。
造屋的第一天，银水师傅（东阳人，要付工资给他的）来了，他一口方言我听不大清，只懂了两句，第一句是：造平房这个地基是够牢的；第二句是砂石、砂泥中掺大部份石灰渣和小量的石灰过得去的。
一次下午，我正在打灰砂时，文亮大哥找到我，叫我填写“入团志愿书”。我问他，我行吗？谁做我入团介绍人呢？他反问我，一个为村里出两块黑板报的人不行谁行呀。当然是我做你的介绍人啰！
砂墙打好了，要上梁上椽子，家里请来了张龙木匠。所谓梁，是旧料的多，新料的少，到最后一间时，木匠说：“长明哥，有一根梁太细小怕顶不住！”我爹应了一声，从山上砍来一株大毛竹。“师傅啊，用2根梁顶着，椽子钉在木头梁上，毛竹梁做个陪衬。”张龙木匠笑笑，露出了一颗金牙，“好好，那还有椽子呢，我数了数，起码少了30根。”我爹说我明天就上山去砍毛竹。果真第二天爹砍来了毛竹。问题又出现了，椽子上是按瓦片的，毛竹椽子光滑，瓦片一放上，停一会会滑落来。这样我和爹只好在毛竹椽子上攀缠麻线。这样才可靠和放心。
屋建成后，外边粉饰了一下，走路的人斜眼望过来像一幢房子，其实是“绣花枕头稻草包”。但我不嫌弃，在中间的一间搭上一张木床，放上一张抽斗桌。我就是在这间斗室看书学习又学习写作的。
老屋。资料图。据CFP。
读什么书？书从哪里来？书从小平房北边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部来。小姐夫是仓库的管理员，我过去方便。一看见肥料仓库中间有大堆回收的废旧书刊。我就仔细挑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源》《金台传》《七侠五义》等等，还有大量的《中国青年》杂志，黑板报的内容是根据当时的报纸摘抄的，而报纸就去大队里拿。
最让我头痛的是文章写不好。请教俞士庭教师，他说了文章有体裁，有新闻报道、评论、文艺作品等等，我想我初学写作，还是先从新闻报道开始。第一篇被县广播站录用的，是个两三句话，报道的是2位女团员做了计划生育结扎手术。这个小稿件，是俞士庭老师写了我的名字寄给县广播站的。而这之前，我写稿怕有200多篇，都是悄无声息，石沉大海。
写稿一般在晚上。夏天蚊子多，靠一把麦杆扇解决不了问题，点蚊烟是奢望，不可能，用艾草烟一下，只有5分钟效果。我穿上长袖长裤，只微微觉得手上脚上的汗在流。后来，我妈从杭州带来一双旧的长靴，妈说是大舅当打浆工人时穿过的。我套上它，蚊子倒是没有了，但粘乎乎湿答答的，难过。一次，邻居庄泉嫂来借东西，在我房里一张望，同我妈说：“长明嫂，你儿子‘特’掉啦，这么热的天穿长衣、全统靴扑在桌上！”我妈说他在写东西，她晃然大悟，笑着说你家怕要出一个放牛秀才哩！
夏天是双抢季节，新闻多，先是听到一个什么，马上去证实，然后开始写。我们这个村有18个生产队，有时你去证实什么事，生产队社员还不知道，只有见到队长才清楚。一般是先打草稿，然后修改，再抄在方格稿上,第二天一早送到邮电所。和现在寄稿件不同的是,那时候寄不要钱。问题是供销社里没有方格稿纸。我忽然想起了杭州的大舅，他已当新华造纸厂厂长多年了，方格稿纸一定有。我问大姐，大姐摇摇头，“新华厂生产的是双圈牌打字蜡纸，誉写刻印蜡纸，显微镜擦镜纸……”
一天正在发愣时，大姐说是不是请杭州的姑夫寄一迭来。大姐在杭州姑妈家住过3年，并且户口也放在杭州日报社。“他是一把手，名字叫孙霆，报社地址是国货街。”我试着向姑夫求助，不到一周，真的寄来两迭，足有200张稿纸，还有一本《杭州日报》通讯。
文明之风和科技之风徐徐吹到我的卧室兼工作室。我与小学同学张焕桥约好，我们两人“破天荒”，各去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特意到杭州解放路，买来钟山牌收音机。过了10来天，焕桥也买来了，他的贵一点，好一点；焕桥拿来一只磁电机，我们装起了电珠，手一摇，电珠亮了；我在废旧堆里找到一只留声机小机电，在铁店里找了块薄铁皮，剪了个电风扇，电一通，微风徐徐而来。有几次我斗室有人要吸烟，又苦于没有火柴，我说不忙，我会引出火来。我把大号电池（是邮电所用的旧电池，足有300g重）4节串在一起，正负极采用细小的铜丝扭住，顷刻细铜丝红了，香烟点着了。大家又高兴又惊奇！为这种好奇，我玩电被电了数次,有一次还差点要了命！体育锻炼我们也不肯落后，我从小姐夫办公室要来一副当时称得上高档的乒乓球拍，只是没有球台，我常去中学的球台和程国兴、俞明桥打，还和搞血防的医生们打。
这个斗室也是一个大队文艺宣传窗口。
与我家同生产队的俞先良，编了一出《一根木头》的剧本（有点模仿当时的越剧《半篮花生》），主题是消灭血吸虫病。剧中的父亲准备把一根尚好的木头用来为女儿做嫁妆，而女儿却要把这根木头用在村里建造“三格无害化粪池”……我要来剧本，仔细地学习，觉得很好，县里文化馆的老师为什么说它题材小矛盾冲突不够呢？这可能与老师们不是生活在吸血虫病疫区有关，浙江越剧团的《半篮花生》也不是一样吗？
同时又在《浣江文艺》见到杭大中文系毕业的楼耀芳老师的诗《看榜》。作者是见到村里血吸虫病被医治痊愈的上了红榜，而旧社会患血吸虫病死去的上了黑榜。我十分看好，在大队两块黑板上宣传，并写了读后感。楼老师的《看榜》道出了我的心声，我老爹就是1952年浙江省卫生实验院来了医生治愈了他的“大肚子病”，于是第二年生下了我，我由此更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期黑板报还受到了公社书记的好评。
1973年4月，我在自己的斗室，就团支部的8项活动写了《红丰大队团支部经整顿后的新气象》一文，内容：一是团支部建设，吸收了3名刚高中毕业生进入支委；吐故纳新，吸收新团员15名，对10名超过40岁的老团员劝其退团；二是团的文艺宣传队，共有队员30余人；三是种团员试验田，在安山脚落实3亩作为试验田,一半施化肥，一半施土肥；四是做好党的助手，做好基于民兵工作等等。一共有2500字，誉写在方格纸有10来张。写成后寄给县广播站，大概过了10天，县广播以专题节目的名义作了全文广播，共有10余分钟。
5月中旬，我们操作组人员在河坑村给一片黄豆苗锄草施肥，是由操作组人捎中饭的。谁知捎中饭的人还未到，来了公社里的口信，叫我快回家，县里有领导在公社，要对你的团工作进行检查。我急冲冲回家，等了一会，团县委副书记赵宝琴、马文久到了。赵同志说，我们已经去了公社、大队党支部，我们两人想再看一下你8项工作的记录和实情。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卧室，拿出一本本子让两位领导检查。过了一会，公社团委书记李赵云到了，赵同志笑着说，李赵云同志，你总算找对了一个人，我昨天为红丰村团支部的新气象向团地委俞国行作了汇报。红丰村党支部说选择田渭法是你的意见。李赵云笑着嗯嗯地应着。
1973年夏天，我被推荐上学，7月15日左右，我在诸暨中学教室参加语、数二门考试。作文题目是《给解放军叔叔一封信》，我写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医治好了我爹的“大肚子”，随后我出生了，我于是想参军，但体检数次未果。我16岁时，为参军特意在杭州市一医院做了“小肠气”手术。我同学和朋友有5人参军在杭州中村，因羡慕他们特去看望他们。这些年，我均参加村里凰桐江防洪抢险，可在淘湖埂上，此埂和彼埂两重天，我们诸暨的埂面是灯笼、火把、手电筒，冷冷清清，而萧山的埂面是电灯、探照灯、解放军，热闹非凡。有人说，萧山那面有浙赣铁路、尖山铁桥，而我们这边只有三千亩田和三千人口。解放军啊，为什么可望而不可及呢？……
我志愿填着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时成了绍兴卫校医士班。这年9月17日，我由大姐夫送我至浦阳车站上车。站在月台，我遥望着欢潭奶奶家，想起了奶奶在我13岁放牛时对父亲说的话：阿明呀，你11岁放牛，是因为你爹死了，你儿子13岁放牛，也因为你死了吗？为啥不给读书呢？爹说他姐已经读次坞公立了，校长说他只能是民办大桥初中备处生，他在凰桐读农中一年……我默默地理直气壮地对奶奶说：“娘娘，我过了7年又读书了！”
我当内科医生时，在大医院进修内科一年，因此，一到凰桐家里，斗室也成了免费为村民服务的场地。我在家放有听诊器和血压机。配药请他们去卫生院。当然也有出诊的。一次，我刚从牌头医院骑自行车回到家，人乏力在床上正睡着，妈说村里俞兴昌发热、咳嗽、气喘，你去一趟看看吧。我马上就去他家。望、触、叩、听，我诊断他为“渗出性胸膜炎”，就说，明天一早你们去临浦医院吧，兴昌的右胸可以抽出1000CC黄水。他老爸不信，我解释说我的叩诊、听诊不会错的，明天就可以见分晓。第二天他们兄弟把兴昌抬到临浦拍胸片、做超声波，下午果然抽出1100CC黄水！兴昌老爸来我家道谢，称赞说：你儿子的水平比超声波还厉害！
1984年元旦，县里抽调三名医生去绍兴听佳木斯医学院教授上甲状腺普查骨干医生课，我去了，结束后顺便到凰桐，我妈说，你同学三环金龙的娘躺在床一年了，快死掉了，金龙爸来过几次，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去了，仔细检查，探问病史，她的症状可归纳为心跳、气促、乏力、溏便、下午发热，十分典型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第二天我乘公交、金龙搭拖拉机去牌头，我为他妈配了一瓶“他巴唑”和2瓶维C片。我妈后来同我说，金龙娘吃你的药，一天比一天好，她到我家拿了2个“梨头瓜”来，说谢谢你。
当然也有无能为力的。我们同一队的同学俞明桥叫我为他爸诊病。那天晚上，我去看他爸俞佑棠，说是临浦、湄池医生说可能是肝癌，我摸他肚子，他的肝脏又大又硬，边缘不规则有不少隆起，听筒在肿大的肝脏上听到血管音。末了，我说，你们只是没做AFP，但看他情况不做也能确诊了。
1991年春，当我搜集好乡贤俞秀松的资料后，我在凰桐村住了三个晚上。到家后我去俞秀松早年在三环埠上船去临浦小学读书的埠头。所不同的是这时候的凰桐江水浅了，没有了客船。我通宵达旦写出了《前夕》，寄给《东海》杂志，写出了张秋人的事迹《血洒西湖》寄给《浙江日报》，当年全国在乌鲁木齐评副刊奖，我的《血洒西湖》连载被评为全国报纸连载一等奖，浙报还在头版发了消息。而在《东海》杂志刊出的《前夕》，也在《诸暨报》上连载了。
……
岁月如梭快如风。今年是我离开凰桐村50周年。2023年春，我准备了父母死亡证明，与8个姐妹和兄弟在公证处公证，三间小平房给了我，紧接着是等待不动产权证，推倒、拆平、重建。
我会建怎样的房屋呢？厚重的经历刻在我的脑里、心里，我热爱它。是的，我要有一个书房，我还有许多人文和历史故事要写，还有特独的十分精彩的个人传记要写……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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